东南亚人为何也爱读鲁迅？——专访马来西亚学者王润华

据中国侨网消息：鲁迅一生从未踏足东南亚，他的作品却在当地拥有多语种译本和一代代读者，还催生了专门的"东南亚鲁迅学"。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、资深教授王润华是这一领域的建构者之一，2017年主编的《鲁迅在东南亚》出版后在学界反响热烈。近日，他在接受中新社"东西问"专访时，讲述了鲁迅作品漂洋过海的路径，以及这位文学巨匠为何能在南洋产生跨越近百年的影响。

▲鲁迅故里"朝花夕拾"书店展出一系列微型书。中新社记者 项菁 摄

王润华梳理出鲁迅进入南洋的三条交织路径：书刊流通、华文报纸与副刊，以及南来知识分子的引介。20世纪20年代以后，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等作品随《新青年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新文学书刊，经海运、书局和侨乡网络进入新加坡、槟城、吉隆坡等地。报纸的作用尤为关键——1936年鲁迅逝世，《南洋商报》次日即刊发报道，称他是"以《阿Q正传》而名驰中外的中国作家"，足见当时新马华文社会对鲁迅已不陌生。抗战前后，郁达夫、胡愈之等作家、报人陆续南下，借办报、教书与纪念活动推介鲁迅。在他看来，不少读者未必通读过《阿Q正传》，却熟知"阿Q"和"精神胜利法"，这说明鲁迅的传播很早就超出了作品阅读本身。

最初稳定阅读鲁迅的，是华校师生、报馆编辑、作家、文化社团成员等具备华文阅读能力的知识群体。鲁迅逝世后，影响迅速走出知识圈：1937年新加坡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，已有二十五个团体参加；到1947年，参与者更包括海员联合会、职工总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。不同群体各取所需——作家与评论家看重他的小说、讽刺和杂文，师生奉其为现代文学经典，报人与社会活动者强调其批判精神，工人团体和左翼组织则把他理解为反压迫、反殖民的"战士"，普通读者则借阿Q、孔乙己、祥林嫂这些人物走进鲁迅的世界。

至于不懂中文的非华人"南洋人"，认识鲁迅主要经过三种中介：当地语言译本、经英文或荷兰文等转译的版本，以及政治文化交流活动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华文社会接触较早，而马来文、印尼文、越南文和泰文世界对鲁迅的系统译介，多在二战以后、尤其集中于20世纪50至60年代。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·阿南达·杜尔1956年完成《狂人日记》的部分印尼文翻译，同年赴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，并称鲁迅为"民族的喉舌"和"人民的声音"。王润华强调，译者既做语言转换，也做选择与解释，把鲁迅放进本国的历史问题中去理解，是"当地鲁迅"的共同创造者。

鲁迅写的是中国，东南亚读者却能读出自己的处境。王润华认为，鲁迅真正具有跨文化传播力的地方，在于他写出了压迫如何进入人的日常生活、心理结构与人际关系：阿Q是在权力面前屈辱退让、又靠想象维护自尊的弱者，孔乙己是被旧知识体系淘汰却摆脱不了身份执念的边缘知识人，祥林嫂则被礼俗、贫困和流言反复伤害。这些人物进入殖民时代的南洋，鲁镇很容易被重新想象为胶园、矿场、码头、华人新村或殖民城市。但重要的不是人物一一对应，而是鲁迅提供了一套观察社会的方法——既看外部制度怎样压迫人，也看被压迫者如何把权力逻辑内化，并在彼此之间复制伤害。

▲王润华。受访者供图

在王润华看来，鲁迅进入南洋后并非以固定形象存在：从中国新文学运动代表作家，到抗日救亡和反殖民运动中的精神象征，再进入学校、教材与文学史；其影响还跨越种族与语言，对印尼、泰国、越南等非华文作家产生作用，甚至参与形塑了新马华文文学"什么作品才有价值"的评判标准，成为反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。"鲁迅与南洋之间不是单向影响，而是在不断接受、阐释和再创造中彼此塑造。"